1933年,希特勒以84.6%的支持率当选总理,德国的民主在一片欢呼声中消亡。

奥斯威辛集中营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是德国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修建的1000多座集中营
中最大的一座。由于有上百万人在这里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它又被称为“死亡工厂”。该集中营距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是波兰西南部奥斯威辛市附近40多座集中营的总称。

书籍信息

  • 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美国]

  • 译者:戴大洪


古拉格是苏联庞大的劳改营网络体系,它曾经遍布真个苏联地区,从白海中的岛屿到黑海之滨,从北极圈到中亚平原,从摩尔曼斯克到沃尔库塔、到哈萨克,从莫斯科市中心到列宁格勒郊外。

在字面意义上,古拉格是“劳改管理总局”的首字母缩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古拉格代表着苏联镇压体系本身,他有一套被囚犯称为“绞肉机”的程序:逮捕、审讯、用没有取暖设施的运牛车押解、强制劳动、毁灭家庭、常年流放、过早及无谓的死亡。

苏联不是二十世纪唯一一个产生了极权主义社会制度或者建立了集中营体系的欧洲国家。苏联劳改营与纳粹集中营这两种集中营体系大致于同一个时期建立在同一块大陆上。说到集中营,指的是为关押那样一些人而设立的监禁营: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某些种类的人比其他种类的人优越这一概念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足够普及。苏联和纳粹德国都是通过划定他们将要大规模迫害并消灭的“敌人”或“劣等人”的种类而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在纳粹德国,第一批攻击目标是残疾人和智障者。后来,纳粹吧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特别是犹太人集中起来。在苏联,受害者最初是被指控为前政权支持者的所谓“旧人员”,后来则是“人民的敌人”。后者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术语,不仅包括被现政权视为政敌的那些人,而且包括一些特定的民族群体和种族,只要他们看上去似乎对苏维埃国家或斯大林的权力构成了威胁。在不同时期,斯大林大规模逮捕过波兰人、波罗的人、车臣人、鞑靼人和—在他死去之前—犹太人。

在两个社会里,集中营的产生实际上是将这些目标敌人非人化的漫长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一过程首先由修辞学开启,职责这些人是卑鄙的害虫、垃圾、寄生虫等。一旦把敌人妖魔化,他们就立即着手煞有其事地将其合法地孤立起来。进而投入到集中营。

两个社会的集中营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同。总的来说,在德国,你可能死于残忍;在苏联,你可能死于绝望。最最最大的不同的是,人们对纳粹集中营有很多的研究和了解,但是对苏联的劳改营却知之甚少。导致这么一种对待纳粹标志和苏联共产党标志的怪异现象:当一次大屠杀的象征令我们充满恐惧时,另一次大屠杀的象征却让我们微笑面对。

这段历史的缺失是俄国选择性失忆造成的,其原因与仍然统治着国家—不仅是俄罗斯,而且包括苏联以前的大部分加盟共和国和卫星国—的那些人的权力和威信有关。共产党人(或者现在已改名的前共产党人)具有某种隐瞒历史的明显嗜好,即使当他们个人与过去的罪行无关是,这也会使他们蒙羞,削弱他们生存的基础,危害他们声称正在进行的“改革”。

失忆给俄罗斯文明社会的形成和法治国家的建设造成严重后果。只要旧政权的丑行没有收到惩罚,人们就不可能看到善良战胜邪恶。秘密警察保有他们的公寓、他们的高额养老金。他们的受害者仍然贫困和卑微。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看来,你在过去同流合污的程度越严重,你这个人仿佛越聪明。依此类推,你在当今说谎骗人越厉害,你这个人就越聪明。

如果我们不开始设法努力记住这些事情的话,我们也将自食其果。如果我们永远忘记欧洲大陆另一半的历史,我们所了解的关于人类自身的某些东西也将失真变形。二十世纪的每一次大规模悲剧性事件都独具特色:古拉格、对犹太人的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革命、波黑战争,还有其他许多许多。这些事件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哲学和文化根源,每一次均产生于决不会重复的特定的局部环境。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表现的—而且还将继续表现—的只是我们贬低、毁灭自己的同类并且将其非人化的能力。

我们对不同社会如何把邻居和同胞从人变成物知道得越清楚,我们就对导致每一次大规模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的特定环境了解得越充分,对我们滋生的人性阴暗面洞察得越透彻。作者说:写作这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说的那样,“为的是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写作这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

没有历史,终有一天我们将在醒来之后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在夺取政权仅7周之后,纳粹德国的第一个集中营在距离慕尼黑西北16公里的达豪建成启用,并成为各地兴建的集中营的样板、它最初设计容纳5000人,对象是“人民的祸害”,主要是政治犯——包括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反对党,以及其他“政府不喜欢的人”。之后这份名单不断扩张:反社会人格即城市游民、同性恋、耶和华见证人、拒绝与政府合作的神职人员、犹太人、吉普赛人——所有人共通的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

该集中营是纳粹德国陆军司令希姆莱1940年4月下令建造的,由3个主要部分组成:1号集中营,1940年6月收容了首批728名波兰和德国政治犯。这里通常关押着1.3万至1.6万囚犯,最多时达2万人,其中包括反希特勒的政治犯、被侵略国家的战俘以及犹太人和吉卜赛平民等,囚犯分别来自欧美、亚洲等30多个国家。集中营还关押过一名中国囚犯,编号是181292。德国1941年6月入侵苏联后,苏联战俘被陆续送往那里关押。2号集中营,该营建于1941年10月,官方称为比克瑙。比克瑙是德国法西斯利用毒气室大规模屠杀被关押人员的场所。3号集中营,亦称布纳,是纳粹德国负责建筑和生产人造橡胶、汽油的大型企业,同时还负责在几座较小的集中营从事挖煤和生产水泥。

至少在成立之初的几年里,达豪集中营扮演的角色还只是一所苛刻的传统劳改营。囚徒们被强迫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包括无效劳动:将巨大的石块从一处搬去另一处,然后再搬回来——用磨损人的尊严的方式来矫正“不良的思想”。德国最初的七所集中营有六所是为了惩戒本国人而建造,当时还没有灭绝营、奴隶劳动营、把被拘禁者作为实验用的白鼠供纳粹医生作“医学研究”这些概念,种种恐怖的设施还有待日后的发明创造。

德国法西斯在集中营内设立了用活人进行“医学试验”的专门“病房”和实验室,还建有4个大规模杀人的毒气“浴室”及储尸窖和焚尸炉。1944年,这里每天要焚烧约600具尸体。残暴的法西斯分子甚至在焚尸前敲掉受害者的金牙,剥下纹身人的皮肤做灯罩,并剪下女人的长发编织成地毯。

在头五年里,每年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都止于两位数——当然这并不包括那些被折磨到奄奄一息,于是被提前释放,回到家中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人们。1938和1939两年,死亡人数上升至了三位数。随着战争的爆发,达豪集中营开始承担处决战俘、人体医学实验等一系列新的职能,营内拥挤着数倍于原设计容纳人数的囚犯,在饥饿以及传染病爆发的恶劣环境下死亡数字不断攀升。在最后的5个月中,有记录的死亡人数每个月都在2000~4000之间——意味着焚尸炉每天要处理100多具尸体。当美军于1945年4月29日解放达豪集中营时,看到的是3万多名幸存囚犯,以及数千具未来得及焚烧的尸体。受到惨状刺激而情绪失控的美军将已经投降的党卫军看守集中起来用机枪进行扫射,造成了西线战场上最大规模的盟军对战俘的集体屠杀事件(这一场景再现于电影《禁闭岛》中),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2005年1月,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历史学家派珀根据其最新研究结果表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存在的4年多期间,共有130多万人被关押,其中110多万人在集中营丧生。当时欧洲至少有130万犹太人,其中约110万人被关押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派珀指出,被关押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只有约20万人登记过,其余几乎是一到集中营就被杀害。据统计,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共屠杀了约600万犹太人。

来到集中营的参观者或多或少都会抱有某种程度的低级猎奇心理,想要看到传说中的“杀人工厂”、“人间地狱”。达豪集中营可能令某些人感觉失望:虽然达豪集中营短短12年的历史充满了对人类肉体的摧残和对尊严的践踏,但它并非为促进种族灭绝为目的而建的死亡集中营。这里的毒气室从未用于流水线式的杀人,没有堆积成山的鞋子、头发——要看到那些东西,必须去以海乌姆诺、比克瑙、索比堡、特雷布林卡。而达豪集中营的恐怖不在于“特殊”,而在它的“平常”之处。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攻克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当时集中营内的幸存者仅有7000多人,其中包括130名儿童。1947月2日,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被辟为殉难者纪念馆。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警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为了见证这段历史,每年有数十万来自世界各国的各界人士前往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参观,凭吊那些被德国纳粹分子迫害致死的无辜者。2005年1月24日,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举行特别会议,纪念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解放60周年。2006年3月,波兰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将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更名为“前纳粹德国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以强调这是德国纳粹而不是波兰人建立的集中营。

世界文化遗产中有一个特殊的类别,被称为“difficult
heritage”,中文译作“警示性遗产”或“负面遗产”,表现的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阴暗一面。它们分别是:

纳粹受害者纪念日

波兰的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1月27日是“纳粹受害者纪念日”。1996年,德国政府将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日定为“纳粹受害者纪念日”。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位于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修建的最大的集中营。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在这里监禁过数百万人,并屠杀了其中的110多万人,受害者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奥斯威辛集中营也因此成为纳粹德国进行种族清洗的铁证,并纪录了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日本的广岛原爆遗址;

二战结束后,德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对纳粹德国所犯的战争罪行进行弥补,除公开向受害国忏悔外,还对受害国和受害者给予赔偿。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总理在华沙向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双膝下跪,哀悼被德国法西斯残害的犹太人,并代表德国表示忏悔。为铭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惨痛教训,防止种族主义和纳粹分子死灰复燃,1996年,在德国前总统赫尔佐克的倡议下,德国将1月27日定为法定的“纳粹受害者纪念日”。此后,每年的这一天德国都举行官方纪念活动,教育人们永远记住纳粹罪行,防止历史重演。2005年11月1日,第60届联大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由104个国家共同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决定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以反对任何否定纳粹大屠杀历史事实的做法,并要求所有国家教育并帮助下一代了解有关种族屠杀的罪行。

见证殖民时代奴隶贸易的塞内加尔戈雷岛;

曾经作为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监狱的南非罗布恩岛;

见证了欧洲国家通过流放犯人和强制劳动进行殖民扩张的澳大利亚亚瑟港监狱遗址;

成为原子时代到来象征的比基尼环礁核试验基地。

但达豪集中营是没有机会列入这张名单的,因为它实在太平常不过,建立集中营,强制实行劳动改造并非纳粹德国的率先发明——在达豪集中营建成之前,苏联已至少修建了23座古拉格。在达豪集中营不复存在之后,传承于苏联的一系列劳改营、劳教营从50年代末开始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其中最为人所熟悉的是:夹边沟、兴凯湖、峨边沙坪、青海湖、清河茶淀……纳粹集中营的大门上写着“劳动使人自由”,苏联古拉格的口号是“工作是一项荣誉”,中国劳改营的口号则是“改造好了,可以回家”。在这样的谎言下,许多人一直劳动至死——这不是地狱,欺骗、奴役、掌权者为垄断话语权对异见分子的镇压、多数人对少数人施行的暴政,从古至今都是发生在人间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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